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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進口轉基因菜籽油價格與國產托市菜油存在每噸1000元左右的差價，部分油菜籽托市收購委托企業，利用進口低價菜油冒充國產菜油上交國儲庫，從中賺取差價。轉基因菜籽油大量流入國儲庫，造成出庫的國儲菜籽油被轉基因菜油“污染”。一些企業用混入轉基因菜油的國產菜油澎湖民宿生產所謂的“非轉基因”小包裝菜籽油牟利（見本報今日B07版報道）。
　　我猜，中儲糧現在肯定有點兒“正好撞槍口上”的感覺，因為如果不是正好趕上當下輿論對於轉基因食品安全的關註，住商用進口冒充托市收購的問題應該不至於被推到風口浪尖上。
　　先來說說啥叫托市收購，按照官方的定義，是以國家儲備庫為依托的烘托糧食最低收購價的收購工作。這話有點繞，簡單點說，其實就是為了不讓農民種出來的東西被“賤賣”，傷害了大家的生產積極性，由國家兜底室內設計敞開收購，作為戰略物資儲備起來。如此一來，豐年的時候，不至於“傷農”；遇上歉收的時候，國家則可以拿出儲備的糧油來平抑市場價格。不得不說，從理想的角度看，這種設計近乎完美。
　　問題也出來了，“國家收購”總需要有具體的執行者吧，擔子理所當然只能落在作為整個糧油市場“國家隊隊長”的中儲糧肩上。不過，由於這個活兒太大，靠“隊長”一個人顯然忙不過來，於是，每年在國家確定了某種糧油作物的托市收購數量後，中儲糧又會在各省選擇委托收購和加工企業名單，並將托市收購指標分配給委托企業。當然，“隊員”們也不是“活雷鋒”，參與托市收購的企業獲得托市收購資格後可以獲得委托加工費，有存儲能力、獲得國家糧油代儲資格的企業還可以從中儲糧獲得代儲費用。就這樣，由中儲糧領頭，聯合各地具備托市收購資質的糧油企業，便組成了一支糧油市建築設計場的“國家隊”。
　　組織這支“國家隊”的初衷，是為了保護農民利益、扶持國產糧油產業，但現實是，當行政指導下的經濟模式偏離市場規律的時候，不管是企業還是個人，在經濟人理性下選擇的結果，必然是怎麼掙錢結婚怎麼來。
　　具體做法，一種是依靠政策進行權力尋租。比如，在這次轉基因菜籽油流入國儲庫的事件之前，就曾曝出過中儲糧河南分公司的“窩案”，據報道，檢察機關在中儲糧河南分公司系統挖出110名“碩鼠”，查出利用國家“托市糧”收購政策，以空買空賣“轉圈糧”28億斤，騙取國家糧食資金7億多元。一種是利用政策在市場上獲利。當國家收購價嚴重偏離國際糧油市場價格的時候，對於企業來說，如果買進口菜油、進口糧食能賺大錢，在逐利衝動之下，他們選擇鋌而走險並不難理解。當我們強調“國家隊”企業們的公共屬性的時候，別忘了這些企業本身的利益訴求，在市場利益的誘惑下，要求它們做到潔身自好、無欲無求，顯然不太現實。
　　目前，托市收購政策最大的問題在於扭曲了市場價格，托市收購價格持續提高使得糧價缺乏彈性，陷入從國外大量進口、又在國內大量收儲的“怪圈”。而大量價格便宜的進口糧混入托市收購，則讓本來急需國家政策保護的農民，在托市收購過程中，再次被邊緣化。
　　“國家隊”企業們為什麼往往會坑國家？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不過我倒聯想起，1968年，美國學者哈丁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一篇題為《公地的悲劇》的文章，文章本來討論的是空氣、水、能源等公共自然資源被人類私欲驅使下無節制地侵占的後果，但又由此引申出
　　源不管是實際上還是名義上歸屬所有人的時候，在私欲驅動下，參與其中的人（或者企業）首先考慮的，不是怎樣做才能對別人負責，而是如何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這樣一來，最終將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場災難。
　　用行政的手段來安排經濟，理論上是最有效一種方式；“國家隊”企業們身上的公共屬性，看上去也很美好，但卻往往忽視了個人和企業的“自利性”。
　　實際上，類似這樣的“公地悲劇”也不止存在於糧油市場，而是幾乎所有“國家隊”企業們的通病。2011年，南方五省曾出現電荒局面，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主任史煒當時曾分析道，所謂“電荒”，根本不是發電能力不足的問題，而是體制問題。發電企業拿國家利益做籌碼，為了與煤炭企業爭利益，寧肯讓機組提前大修、閑置，而不顧市場電力緊缺的現狀。而煤炭行業為了少出事故，寧肯不幹事，也不著力尋求產量的有效增加。如果沒記錯的話，史主任當時曾怒斥：“中國不存在電荒，存在的是電力企業無恥的不發電行為和煤炭行業歇斯底裡地掙黑心錢行為”。
　　顯然，如果不在體制上做大動作，這些“國家隊”企業，隨時可以拿人民的利益做籌碼。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曾經提出一個觀點：“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最為經濟；花自己的錢給別人辦事，最有效率；花別人的錢為自己辦事，最為浪費；花別人的錢為別人辦事，最不負責任。”
　　為啥人家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不服不行吧！對於各種各樣的“國家隊”企業來說，日常的經營過程中，給自己發福利的時候，為啥花錢不心疼，不就是因為花國家的錢為自己辦事嗎？而在需要他們承擔公共責任的時候，為啥總是靠不住，不就是因為“花別人的錢為別人辦事”嗎？
　　現在的情況便是：一方面，這些具有“國家隊”性質的企業和機構，一邊享受著市場紅利，一邊倚靠著政策的幫扶，成為市場中說一不二的強勢角色；另一方面，由於法治化的市場體系還未完成，在缺乏有效社會監督的背景下，對於它們的監管往往只能在體制內運行。不難想象，假如行政干預市場甚至代替市場的模式不變，“公地悲劇”還會持續上演下去。
　　本報評論員 肖金　　（原標題：“國家隊”為啥坑了國家）